关于哥窑的文献记载最早可见于明代《宣德鼎彝谱》：“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皿……”，由于柴窑被传为五代所烧，故后世只列五大名窑，即官、哥、汝、定、钧。

　　作为五大名窑之一的哥窑，历来受到收藏家、鉴赏家、考古学家等专家学者的重视和关注，对哥窑的课题研究从未间断且方兴未艾。随着文献资料的不断发现和考古资料的不断充实，对哥窑的认识已渐趋清晰。然而，由于缺乏同代文献，且后代文献常是一鳞半爪，零零碎碎，有的还互相矛盾，目前仍无法揭开层层面纱，呈现它的真实面目。虽然数十年来与哥窑相关的考古实物资料不断增多，并且也依据这些实物资料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在惊喜之后，蓦然回首，人们发现，这些实物资料以及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往往与文献记述无法对应，有些甚至南辕北辙。因此，哥窑问题依然迷雾重重。

　　哥窑恰如一颗色彩绚丽光芒四射的夜明珠，人们只能远望它耀眼的光环，而无法目睹它真实的风采。

　　与哥窑相关的文字最早见于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孔齐的《至正直记》：“乙未冬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一般认为，这里指的哥哥洞窑和哥哥窑即为哥窑，“绝类古官窑”也正与以后的文献描述的哥窑特征相符。其后明代《宣德鼎彝谱》说：“马祖之神供奉狮首马蹄炉，仿宋哥窑款式，炉高五寸六分……”，此文多处提到“仿宋哥窑款式”，因此哥窑被认为是宋代的名窑是顺理成章的。

　　现今发现的真正论及哥窑最早的文献当推明代陆深《春风堂随笔》：“哥窑，浅白断纹，号百圾碎。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处州人，主龙泉之琉田窑，生二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即官窑之类，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陆深，字子渊，上海人，弘治十八年进士，卒于嘉靖二十三年（1545年）。文中明确了哥窑烧造于龙泉的琉田，琉田今名大窑，为龙泉窑的中心产区。然而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高濂的《遵生八笺》又有别论：“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二窑烧造种种未易，悉举例可见，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窑在杭之凤凰山下……哥窑烧于私家，取土俱在此地。官窑质之隐纹如蟹爪，哥窑质之隐纹如鱼子，但汁料不如官料佳耳……”，文中“取土俱在此地”已将哥窑产地定为杭州。这一前一后的两种说法，是明代文献中最典型的关于哥窑的“产地说”。

　　明末和清代，论及哥窑的文献越来越多，但多为抄录诠释前人著作的产物，沿袭《春风堂随笔》和《遵生八笺》之说。然而对于哥窑器物特征的描述倒是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清晰。综合各类文献资料，哥窑的特征为：胎色黑褐，釉层冰裂，釉色多为粉青或灰青。由于胎色较黑及高温下器物口沿釉汁流泻而隐显胎色，故有紫口铁足之说；釉层开片有粗有细，较细者谓之“百圾碎”。根据文献提供的线索，人们在浙江龙泉的大窑和溪口找到了生产类似器物的窑址。其产品为黑胎开片，釉色以粉青和灰青为主，单色纹线，应为入土所致，用垫饼垫烧。上述特征及烧造年代均与文献所述完全相符。至此，宋代五大名窑的哥窑已成定论，其烧造年代为南宋中晚期，产地为浙江龙泉。

　　然而，不久后人们发现了一类与哥窑特征相符的，而与龙泉产的哥窑特征有别的器物。此类器物亦为黑胎开片，紫口铁足，但其釉色多为炒米黄，亦有灰青；纹线为黑黄相间，俗称“金丝铁线”；用支钉支烧，器型亦不同。由于此类器物仅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院等有少量收藏，而不见于墓葬出土，故被称为“传世哥窑”，而称龙泉所产为“龙泉哥窑”。20世纪90年代起，人们对传世哥窑进行深入研究，但由于传世哥窑的窑址无踪可觅，对其性质及年代一时难有定论。一种观点认为，传世哥窑应为文献所述南宋修内司官窑。其理由是，根据南宋顾之荐《负暄杂录》所述理解，修内司官窑产品质量优于郊坛下官窑，但修内司官窑至今无影无踪，更无从知晓其产品面目，而现有实物资料仅有传世哥窑质量似乎优于郊坛下，因此传世哥窑当为修内司官窑。另一种观点认为，所谓传世哥窑其实就是元代孔齐《至正直记》所述的哥哥洞窑，其年代应为元代。至此，传世哥窑仍是一团迷雾，但一般认为，其年代并非宋代，而是元代。

　　与此同时，人们对龙泉哥窑和杭州南宋郊坛下官窑深入研究后发现，两者无论从窑炉结构、制瓷工艺、烧造方法还是产品的胎、釉、器型等均基本一致。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皇朝，哥窑作为民窑完全按照官窑的方式生产与官窑相同的产品是不可能的，即使仿造一件御器也要充军杀头的。于是，就有了“龙泉仿官”和“龙泉官窑”之说。所谓“龙泉仿官”，说的是官僚贵族羡慕皇室用瓷，私下派人烧造以供自己需要。其实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难道官僚贵族就不怕杀头吗?因此“龙泉仿官”立论不久即被基本否定，代替它的是“龙泉官窑”。
　　1996年9月，在杭州老虎洞发现一处窑址，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8年5月至12月和1999年10月至2001年3月分两次对该窑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获取大量器物残件、瓷片和窑具。经深入研究，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宋代地层中的遗物应为文献所指的“修内司官窑”，而元代地层中的遗物是“传世哥窑”，后者是仿造前者的，“传世哥窑”的实质是南宋灭亡后仿官的产品。也有专家学者认为，老虎洞窑即《至正直记》所述的“哥哥洞窑”。至此，可以基本确定，传世哥窑是元代的产物，绝非宋代五大名窑中的哥窑。
　　由于原来被认为哥窑的龙泉黑胎开片瓷被认为是“龙泉仿官”和“龙泉官窑”，宋代似乎就不存在哥窑，文献关于哥窑的记述被认为是以讹传讹。然而，仔细研究和分析，就会发觉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其关键在于“龙泉官窑”和杭州郊坛下官窑孰先孰后的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解决。由于“龙泉官窑”的立论建立在“龙泉仿官”的基础上，认为仿官是不可能的，却又与官窑相一致，自然是官窑，并认为杭州郊坛下不能满足朝廷之需，再在龙泉烧造以充不足。这一观点很自然地派生出杭州郊坛下官窑早于龙泉官窑的定论。然而，到目前为止，仍无足够的考古资料证明这一观点，并由此还引发出种种疑团：郊坛下不能满足朝廷之需，为什么不就地扩充、就近扩充，而要到千里之外的龙泉建窑烧造?宋室南渡带来了北方工匠，他们惯于圆窑用煤烧造，何以能在杭州建立龙窑用柴烧造?文献关于哥窑的论述难道一定都是空穴来风吗?哥不能仿官，但官却可以仿哥，各朝各代的官窑都建立在民窑的基础上，难道就不存在官仿哥的可能吗?宋室南渡，皇帝漂泊13年，这期间南渡窑工在何处生存?如何生存?是吃皇粮还是自谋出路?这些疑问最终都聚焦在龙泉最初的黑胎开片瓷的年代和性质上，也就是说龙泉最初的黑胎开片瓷会不会是皇帝颠沛流离的十余年中北方工匠和龙泉窑工技艺结合的产物?这类产品是否可能属于民窑性质?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事物情理上分析，这是完全可能的。在皇帝四处逃窜命且不保的十余年中，朝廷无力照管南渡窑工，他们或者被安顿在某处，或者不得不自谋出路。无论如何，当时制瓷业已相当出名的龙泉是他们的首选去处。在这长长的十余年中，他们与当地窑工一起，融合了南北的制瓷技艺，用当地的原料、燃料、窑炉和烧造方法，烧制出一种类似汝窑胎骨的，器型与汝窑产品相似的，但釉层与汝窑明显有别的黑胎开片瓷，并逐渐在上流社会和文人雅士中产生影响，打造出一种名为“哥窑”的品牌。这期间，皇室贵族用瓷或许也取之于此，但其性质并非官窑而应属于民窑。待朝廷安定，将这类瓷器定为官窑，然后召集窑工到杭州，筑窑烧制，确定为南宋官窑。因此，宋代哥窑的存在是可能的，官仿哥也是可能的。这一点在论及南宋官窑的文献中也能找到蛛丝马迹，如明代高濂《遵生八笺》中的“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其中即隐含官仿哥之意。然而，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一种可能，如果这种可能成立，那么文献的记载以及关于官、哥的一些疑问都将迎刃而解，并顺理成章。但要证实这种可能是否确实存在，尚需足够的证据。相信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不断完善和科学测试手段的不断完备，哥窑问题最终能得到彻底解决。

　　虽然哥窑还笼罩着层层的面纱，但其名称和特征却被多数鉴赏者、收藏者所接受，并一直沿用。元、明、清各朝仿哥窑的产品屡见不鲜，其数量和质量均以景德镇为最，其产品走向多为皇室和达官贵人，世界各著名博物馆多有收藏。从20世纪50年代起，哥窑作为传统产品由龙泉各制瓷厂家开发生产，大量上市，远销世界各地，走入寻常百姓人家。